《平凡的世界》：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爱恋，是多么的坚实可靠

来源：白某观文史 2022-12-26 10:59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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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遥，作为20世纪沿长城带陕西作家群最优秀的一员，不仅用他的正直、勇敢与生命，书写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，而且也用他的爱国、拼搏与韧性，展示了20世纪沿长城带作家群的价值关怀。基于这一价值取向，深究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所反映的改革开放初期，青年男女的婚恋追求，对于研究当下的婚恋现象不无裨益。

(资料图)

一、现实妥协的理性婚恋

孙少安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虽然与田润叶从小一起长大，可谓青梅竹马，但严酷的现实却不允许他与亲爱的润叶在一起生活。正如他自己所想“一个满身臭汗的泥腿把子，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在一块生活呢？”

他是不忍心让润叶陪他一起到农田里干繁重的庄稼活，那样只会让自己痛苦。所以他选择躲避润叶来表示他的拒绝，同时掩盖自己的矛盾与痛苦。

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合理和美好都会如愿实现。正是因为少安对他与润叶之间鲜明差距的认知，才使他对自己所处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最终明智地选择了秀莲。

当然，秀莲也满足他心中理想婆姨的基本条件，即“身材好、人样不错”、“门里门外的活都能干”，心甘情愿地跟着他，到他烂包的家过日子。

少安基于生活的需要和共同的奋斗观而选定自己的爱情，而且在他之后创业的艰难历程中，是秀莲与他风雨同舟，做着最苦最累的活，任劳任怨，在他创业失败的时候，也是秀莲给了他精神的安抚和慰藉。

经过生活的洗礼，少安与秀莲不仅是肉体上的融合，而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。这种爱是他们共同的劳作和苦难建立起来的坚实的爱，是“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成了这深情的海洋”。

生活的大剪刀是无情的，它按照社会的眼光来进行裁剪，即便当时不能尽如人意，但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爱恋，尽管是对现实妥协的理性婚恋，但却被时间证明是多么的可靠踏实。

二、现实与理想悖论下的畸恋

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随着“伤痕文学”的发轫，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在重构新时期文学的同时，也掀起了“社会问题”创作的浪潮，该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不管篇幅多小，都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县文化局干部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，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情调的诗人，有着那个火热年代特有的浪漫气质和浪漫色彩。

杜丽丽这样一个女性诗人，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丈夫武惠良虽然知识面宽，但和她谈论的都是她不感兴趣的政治话题，她有自己的爱好和感情要求。而作为同行且是前辈的诗人古风铃恰好满足她的要求，于是她背着丈夫，和古风铃在一起。

对丈夫武惠良的指责，她认为丈夫是粗鲁地评论她的感情，认为他的思想陈旧而且闭塞，甚至觉得他“也能找到一个他满心热爱的女人”。

杜丽丽爱着她的丈夫，爱他现实中的理解与疼爱，另外也爱着古风铃，爱他精神上的慰藉。在她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，她期待着所有的美好，却不去想这是与现实相违背的，没有一个丈夫愿意自己的妻子除却他之外心里还想着别的男人，更何况像武惠良这样对爱情忠贞专一的人。

作为少平秀莲恋爱观的反衬，杜丽丽这种恋爱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相违背，她那大胆、热烈、率性，缺乏现实思考的恋爱观，不仅给自己生活的造成了不幸，而且也给爱她的人带来了痛苦，更为理想的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作者描写这种现实与理想悖论下的畸恋，表达对那个时代另一种恋爱观的复杂态度。

结语

恋爱观在不同时代受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传统伦理习俗的影响，总是呈现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通过孙少安、秀莲、杜丽丽等的爱情婚姻故事，给我们展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青人不同的爱情观、婚恋观。

21世纪的今天，青年男女的恋爱观，随着国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巨变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选择恋人的标准更趋现实，既考虑长相，又考虑品质，既顾及经济条件，又关注权势地位。

尽管恋爱对象的善良朴实、孝敬父母的品质，仍然是首选，但随着恋爱与婚姻的商品化现象蔓延，动辄百万的婚礼支出，已经背离了少安那样朴实纯真的恋爱观，背离了那个纯真年代的纯真追求。复杂多变的婚恋观念，自然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。

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所彰显的婚恋观，既是那个纯真年代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实婚恋写照，又与那个纯真年代的唯美价值吻合。如果比对当今中国的婚恋观，值得思考的东西很多。